在内黄县温邢固村温氏祠堂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——温邢固二一五革命斗争纪念碑。碑文记载了1929年2月15日温邢固一带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反抗封建地主压迫剥削的悲壮斗争故事。
第一、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位于硝河西岸的千口、化村、井店、温邢固等村庄属河北省濮阳县管辖，人们习惯地称这一带为硝西。1927年夏天，硝西几个村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，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建立了千口、化村、井店三个党支部。同年10月，在千口村赵纪彬家里成立中共濮阳县委员会。
中共濮阳县委成立后，积极发动和领导贫苦农民开展反剥削、反捐税的斗争，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。土豪劣绅刘润之（绰号刘小头）为了对付农民，在温邢固村成立了四庄（薛化庄、六村庄、井店庄、冷店庄）联防民团总局，蔡鸿宾任总团长。民团不但向农民派捐收税，而且不断抓捕和欺压农民。1929年元月，随着农民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，县委决定，让农民协会选出代表，利用合法形式，向蔡鸿宾开展算账斗争。在县委主要负责人赵纪彬、李大山、王从吾、刘汉生、王卓如的领导下，农民协会代表刘玉峰、赵喜仲等查出了蔡鸿宾的大量贪污事实，蔡鸿宾被迫答应赔款，各种捐税由一亩地起派改为五亩地起派等条件。但是蔡鸿宾并不死心，在土豪劣绅刘润之的策划下跑到县政府，诬告农民协会是暴徒。农协会员怒不可遏，遂派人将他扭送到县政府，县政府慑于众怒，把蔡鸿宾扣押起来。
农民协会算账斗争的胜利，震动了硝河两岸几十个村庄，引起了土豪劣绅的恐惧和不安。刘润之一边召集土劣分子商量对策，一边派人催促中共濮阳县委派往国民党县党部的地下党员蔡兆麟（蔡鸿宾的儿子）回家，共谋反扑。蔡兆麟一踏进家门，他的舅舅便怒气冲冲地迎上去，二话没说照脸“啪啪”就是两记耳光，边打边问：“你还要不要爹？你是要爹还是要共产党？”蔡兆麟被打得眼冒金星，晕头转向。坐在一旁的刘润之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兆麟，你是个真共产党，还是个假共产党？我看人家未必信得过你！”于是，蔡兆麟在迷茫、踯躅中被他们拉了过去。
蔡兆麟叛变后，冒着风雪，跑到张庄党员张永才家里，骗取了县委编印的党内文件《白杨书札》（即《濮阳通讯》）、《金色鲤鱼对对鲜》等交给了刘润之。刘润之将这些党内文件派人分呈河北、河南两省国民党政府，请求迅即派兵“剿捕共党，早除共毒”。与此同时，刘润之秘密勾结濮、内、滑三县边界的反动武装，筹划枪弹，预谋统一行动，向党领导的农民协会进行反扑。对于土豪劣绅的活动，县委虽然听到了一些风声，但并不知道蔡兆麟叛变，很多人认为，经过算账斗争，党的力量增强了，农协会员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了，土豪劣绅的气焰打下去了。因此，县委决定于1929年2月15日（农历已巳年正月初六）在民团驻地温邢固村召开庆祝算账斗争胜利大会，进一步壮大农民协会的力量。
这一天，冰雪未消，寒风凛冽。县委负责人赵纪彬、李大山、王从吾、刘汉生、王卓如等，一大早就分别带领农民队伍向温邢固村出发了。通往温邢固的大路上，人流不息。硝河两岸千口、化村、马集、店当、柴村、河道、六村等几十个村庄的农协会员，敲锣打鼓，高举旗帜，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，到半晌午的时候，温邢固温氏祠堂门前已集合了二三千人。大街上洋溢着胜利的欢笑声，各村农协会的负责人臂戴红袖章，在会场上忙碌地走来走去，不时地跟站在主席台上的县委负责人打招呼。
就在这时，濮、内、滑三县的几百名民团团丁，荷枪实弹，像恶狼一般从沙丘枣林向温邢固扑来。当赵纪彬刚刚宣布大会开始，民团中队长杜金声突然出现在大会主席台前。一个随从团丁向台上喊：“杜中队长请你们下来喝茶！”
顿时，会场安静下来，县委的几位负责人没有理睬他们，大会继续进行。原来杜金声妄图把县委主要负责人调离会场，乘机抓捕，他们的诡计被识破后，杜金声恼羞成怒，指挥手枪队闯入会场，鸣枪抓人。会场骚动起来，千口、化村等村的党员和农协会员把团丁包围起来，进行说理斗争。此时，隐蔽在寨墙外边的几百名团丁，闻声扑进村内，强行抓捕了赵纪彬、李大山、刘汉生、王卓如四位县委负责人。化村、千口的共产党员、农协会员一面冲上主席台和团丁厮打，一面簇拥着王从吾、刘玉峰等撤离会场。王从吾回到化村，刘玉峰隐藏在贫农梁二顺家里。
这时，赵纪彬等四人被关押在温氏祠堂后院的一间小屋里。千口村刘连成、赵锁成等几十名青年农民，手持铁锨、棍棒冲进祠堂院内，自发组织劫狱救人。团丁开枪当场打死赵锁成等3人，赤手空拳的农协会员们与团丁展开激烈的搏斗……
傍晚，落日的余晖沐浴着大地，温氏祠堂高耸的瓦房披上了一缕缕金光。农民协会被驱散了，团丁们仍然十分嚣张。他们提着枪沿街叫骂，搜捕共产党员，制造白色恐怖。为了防止群众劫狱，杜金声带领一个小队，准备把赵纪彬等连夜送往濮阳。
当天下午，王从吾回到化村，立即组织和带领农协会员，抓捕了杜金声的老婆，并收缴了民团中队留守人员的枪支，据寨自卫，与敌人展开战斗。躲在梁二顺家的刘玉峰，也焦急不安地惦记着被捕的同志。天擦黑的时候，他请梁二顺叫来硝行的一个店员，套了一辆大车，装了一车皮硝，他头扎毛巾，手持长鞭，化装成车把式，趁着昏暗的夜色，驱车离开了温邢固村。刘玉峰回到千口，水没有喝，饭没有吃，便和农协会员一起商议营救被捕的县委领导。当杜金声一伙押送赵纪彬等人路过千口村北地时，事先埋伏在这里的农协会员，一边朝团丁射击，一边冲过去劫囚车，他们边冲边喊：“快把人放了！”
杜金声慌忙命令团丁不要乱动，并向农协会员大叫：“站住！站住！你们再往前来，就把他们4人打死！”昏暗中，农协会员们看到团丁手持长枪，一个个对准赵纪彬、刘汉生等人，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，农协会员们自行撤了回来……
当晚，杜金声押送赵纪彬等4人住在后河村，当听到农民协会扣押了他的老婆后，于第二天（2月16日）早晨，气急败坏地带领滑县北二区民团和冯村、王尉、后河几家大地主的私人武装赶回化村，与王从吾等带领的农民协会激战一日。因敌我力量悬殊，农民协会又死伤5人，后经开明士绅田老文调解，为时两天的武装冲突方告停止。
温邢固二一五农民革命斗争，虽然造成了流血惨案，但它标志着党领导的豫北、直南沙区农民革命斗争的高潮和武装斗争的开始。同年3月，《大公报》《益世报》《世界新闻》等报纸，以《濮阳共党暴动》《濮阳共乱》为题作了歪曲报道。中共中央《红旗》以《红军占领濮阳》为题，揭露了土豪劣绅镇压农民运动的暴行，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反击。这次斗争，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，鼓舞了直豫两省农民革命运动的斗志。
（黄施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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